“沈总方案的核心，是通过投放定向培养的菌群，分解底泥中的重金属。”
我敲了敲保温杯，枸杞在热水里浮沉，“但有个问题——”指尖划过会议桌上的芦苇标本，“这种耐污染菌群的生存周期只有15天，而碧水潭的底泥吸附周期是28天，相当于给病人开了疗程不足的药。”
沈墨坐在长桌尽头，手指交叠抵着下巴，西装袖口的经纬度袖扣在灯光下泛着冷光：“所以林工建议改用人工湿地系统，靠芦苇和蒲草的根系自然净化？”
他调出两组数据对比，“数据显示，自然修复周期比生物膜慢40%，而项目工期只有180天。”
“慢？”
我翻开牛皮笔记本，扯出张皱巴巴的监测报告，“上个月在西北湿地的案例，自然修复组的水质稳定期比人工干预组延长三年。
沈总该不会以为，环保是赶工期的房地产项目吧？”
会议室里响起低低的笑声。
周鑫的代表坐在角落，西装革履的男人把玩着钢笔，笔尖在会议纪要上划出歪斜的线——那是周鑫化工的技术总监，三天前我刚在排污口逮到他们偷排的pH试纸。
沈墨的视线扫过我的笔记本，定格在贴满便签的页面：其中一张画着老槐树的根系图，旁边标着“铊富集区”，还有张褪色的照片，边角写着“2005.7.15 沈氏化工取样员”。
他的喉结动了动，忽然站起身：“中场休息15分钟，我需要确认几个数据。”
我跟着起身，保温杯撞翻在桌上，枸杞水洒在沈墨的方案书上。
他眼疾手快抽出文件，却在看到背面的手绘湿地剖面图时愣住——那是我昨夜画的，右下角不起眼处，用极小的字标着“老沈工曾在此处设监测点”。
“抱歉。”
我抽出纸巾擦拭桌面，余光瞥见他指尖划过“老沈工”三个字，指节微微发白。
这个称呼，在环保圈特指二十年前突然消失的沈氏化工首席工程师，也就是他的父亲。
休息区飘来咖啡香，我却蹲在落地窗前观察芦苇荡。
夏棠的身影从远处跑来，冲锋衣口袋里露出半截录音笔——这位环保记者闺蜜，准是又挖到了周鑫的料。
“溪溪！”
她甩着湿漉漉的马尾，鞋上沾满泥点，“周鑫新厂的环评报告有问题，他们把排污口偷偷改到了芦苇荡上游！”
录音笔里传来模糊的对话：“找几个临时工，夜里把警示桩移到二公里外……”我攥紧保温杯，忽然听见身后传来沈墨的声音：“林工，你的笔记本。”
他递来牛皮本，指尖掠过我画的老槐树，“二十年前，我父亲负责沈氏化工的环保项目时，确实在那棵树下设过监测站。”
这话像颗投入湖心的石子。
我抬头望进他的眼睛，镜片后的瞳孔不再是上午的冷冽，反而翻涌着某种复杂的情绪，像底泥下涌动的暗流。
“沈总知道得很清楚。”
我接过笔记本，故意翻开夹着工牌碎片的那页，“听说沈老先生当年突然辞职，业内传是和周鑫的污染项目有关？”
沈墨的视线定在工牌的“2005”上，沉默几秒后忽然说：“周鑫刚才让人给会务组塞了红包，要求提前结束竞标。”
他转身走向会议室，声音轻得像芦苇絮，“而我，想看清楚二十年前被暴雨冲走的真相。”
竞标会重启时，沈墨的方案突然多了两页附录：自然修复与生物膜技术的耦合方案，用无人机定点投放菌群，同时保留30%的原生湿地。
他的手指划过老槐树的位置：“这里设生态缓冲区，任何人不得施工——包括周鑫先生的新厂。”
周鑫的代表拍案而起：“沈总这是针对我们？”
“针对污染。”
沈墨调出卫星地图，红***块正好覆盖老槐树周边五百米，“如果贵司的排污口敢越过这条线，我会把实时监测数据同步给环保部信息平台。”
我望着他挺首的脊背，忽然想起父亲书桌抽屉里的旧照片：年轻的工程师们站在芦苇荡前，身后的木牌上写着“碧水计划初代监测站”，其中一个戴眼镜的男人，笑起来和沈墨有几分相似。
散会后，夏棠塞给我张纸条，是她从周鑫办公室***的文件：《沈氏化工2005年排污口迁移备忘录》。
纸页边缘有行褪色的钢笔字：“老林坚持公开数据，老沈说再等等……”“老林”是我父亲，“老沈”是沈墨的父亲。
我捏紧纸条，忽然听见沈墨在身后叫住我：“林溪，明天去老槐树底泥采样，要不要搭我的车？”
他晃了晃车钥匙，银色挂件上刻着串数字——正是我笔记本里老监测站的经纬度。
芦苇荡的夜风灌进领口，我望着他西装上沾着的枸杞水渍，突然意识到：这场环保人的“化学战争”，从来不是酸碱中和那么简单。
当沈墨的无人机与我的胶鞋同时踏入芦苇荡，当他父亲的监测站与我父亲的工牌碎片在泥土里重逢，二十年前那场被暴雨淹没的真相，正在我们脚下的淤泥里，慢慢吐出带血的气泡。
而我和沈墨，注定要做那个撕开气泡、让阳光照进沉泥的人——哪怕代价，是赔上各自的前半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