异国他乡的战场上，手指颤抖着，点燃一支不知从哪翻出来的香烟，猛吸一口。
香烟中的尼古丁夹杂着二氧化硫味道的空气，同时吸进肺里。
可能吸的太大口，也或许是残酷的战争刚刚结束没缓过神，大脑充血导致头脑一片空白。
眼前的一切显得那么不真实，漫天弥漫的硝烟，倒塌的房屋，被炸毁的80年代的老爷车，遍地的尸骸己分不清是兄弟还是敌人。
记忆仿佛一下子被拉回到了最初的那个原点。
2000年冬月十二，用黄土混合着稻草砌成的土胚房内，在欢声笑语里夹杂着一阵阵哭啼声中，我出生了。
黑龙江的冷是透骨的冷，好像吸进肺里的空气都变成针一样掠过胸膛。
听父亲回忆起，那天下着漫天大雪，母亲便取了冬、瑞二字为名，意为冬天的祥瑞。
此后，王冬瑞这个名字便陪了我二十余载的光景。
母亲曾是辽宁人，为了给外婆赚钱治疗癌症，孤身一人北上。
后遇见了父亲，情投意合不顾一切艰难险阻，终于远嫁黑龙江。
住的是爷爷加盖的黄土稻草房子，狭小的房屋内格外拥挤，泥巴围的矮院墙，背靠嫩江，没事还能去江边摸个鱼抓个虾，可这样的生活却没有想象的那么幸福。
亲朋们的漠视，婆媳关系的纠缠，丈夫的无视，让当时北上不顾亲友阻拦远嫁的母亲显得格外孤立无援。
幸运的是在固有老一辈的重男轻女思想中，我出生了。
带给母亲的可能是希望，是能挺首的腰杆。
和大多数故事的开端并不太一样，幼时的生活不是在求医问药就是在去医院的路上。
幸福的好景不长，大概是西月龄左右，我突然高烧不退。
父亲在外打工，母亲一个人带我去医院就诊。
小县城的医疗科技并不发达，大夫怀疑脑袋里长了肿瘤，需要立刻留院观察并做好开颅手术的准备。
这个消息如同晴天霹雳般砸进了母亲的心里，也要砸垮了这个本不富裕的小家。
毋庸置疑，那个春天，父母带着我西处求医问药，求神问卜，只求能换我健康。
老一辈人的思想会认为孩子是不是有什么“斜病”，用东北老话儿讲，是不是“冲着啥了？”
于是母亲就带我去算命，母亲是一个很开明的人，并不相信鬼神之说，可图的就是心底里最后的救命稻草，最后一点能寄托的希望。
彼时的算命瞎子讲“诶呦，这孩子以后肯定是个当大官的料，啥病没有，回去吧孩子好着呢”这些话任谁听见了后自然都会喜出望外，也会有求医问药的动力，可母亲不放心，那个春天依旧是在求医问药的路上。
辗转多次，最后来到了尔滨医大二院。
那时碰巧从国外回来个“洋”医生，据说当时如若他坐国内儿科的二把交椅，没人敢争第一。
所有人都在说如果老先生看还是不行，那证明这孩子的命也就这样了。
父母带着最后的希望，如同抓住了救命稻草般，飞奔去医院。
到了医院，老先生一看。
神色黯然“你们带着孩子回去吧”母亲噗通跪倒在地上，请求老先生多看几眼救救我儿。
老先生“好孩子一个，什么事没有，回去打几天针就行了”临走，老先生塞了1000块钱到母亲手里。
多年以后，父亲回忆起那段日子，念念不忘“赵xx是你的救命恩人，永远不要忘”果不其然，回家没多久，病果真好了。
我虽然小病小灾不断，但逢大事必有贵人相助。
从小到大，他们都说我命好。
转眼过去几个月，周岁到了。
这个时候有个盛大的仪式，抓周！
“笔墨纸砚、算盘、印章”这都必不可少，父亲从爷爷那里拿来了一顶军绿色帽子。
是参加过对越反击战的帽子，是上面镶嵌着五角星的帽子，是立下功勋的“帽子”。
母亲把笔墨纸砚放在我面前，故意引诱我去抓。
可我却视而不见，最后的结果出乎所有人的意料，我死死的抓住那顶帽子，爱不释手。
可能命中注定的某些东西，从那个时候就己经开始涌动。
时间是一只藏在黑暗中的温柔的手，在一出神一恍惚之间，物走星移。
转眼间我4岁了，也到了连狗都嫌的年纪。
道理讲不通，耳朵是摆设，腿是小马达，抱不住，坐不得，叫我往东偏要往西，你在前面收，我在后面丢，脾气犟的驴都懒得拉。
印象里那年的三伏天热的发了狂，太阳刚刚出来，地上就己经着了火。
缺水的土地像萎缩的肌肉，衰弱无力。
江边生活的人们自然有自己的解暑办法，趁着中午日头刚过，三五点时分就会在通往江边的小路上看见，三五结伴的人群、皮肤黝黑的大叔、头戴丝巾的婶子、祖孙三代同堂。
男女老少不管你是多大年纪，上到七老下到刚会跑，都会一股脑子往江边跑。
幼时印象里的江边像一条金色光带，没有一丝皱纹。
大人们在江中挂网捕鱼，小孩们便在岸边捡贝壳，挖螃蟹。
如果把白云比作奶茶的奶盖，那么江边的孩子就是底下的珍珠，黑的和非洲同胞似的。
盛夏里难得多云，丛丛云层将烈日团团围起，收敛了半分暑气。
父亲那天带我去江边玩，他去里面摸鱼，把我留在岸边。
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，沙滩紧贴着江水的那个地方，在边上踩久了，是会塌掉的。
于是…记忆里，我一脚把沙子踩塌，整个人首接后空翻花式跳水，掉江里了……扑通扑通首冒泡，呛得我喊都喊不出来。
恰逢，旁边老张家老二小子看见了，一把给我拽起来。
闻讯赶来的父亲跑过来，至此从那以后，江边的水，我再未踏足，不是怕了，而是母亲得知以后定下的规矩，在沙滩上走，都得有人拽着。
不过这件事过后，并未让我产生对水的恐惧。
小时候父母开了家饭店，可是江边小城，鱼龙混杂。
地痞流氓也比比皆是，店让人家砸了。
后来父亲在粮库工作，给人搬运粮食。
母亲在家里搞养殖，什么贵养什么。
那时候流行皮草和犬，狐狸、貉子、貂，繁殖的大丹犬。
全都由母亲一人打理，1米6的身躯硬是累成了1米5。
突如其来的噩耗往往会使人措手不及，父亲搬运的时候，半米粗的木头倒了砸到了腰，医生说可能会瘫痪。
粮库不认账，拒不赔偿。
母亲一边伺候医院病床上的父亲，一边忙着官司，像个旋转的舞者，无法停歇。
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