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出生于80年代的农村，那是一个物质相对匮乏的年代。虽家境贫寒，但幸运的是，小时候未曾遭受过饥饿的折磨。高中毕业后，我便告别了学校生活，踏入社会。
在农村老家，我干了两年农活。那些日子里，每日迎着晨曦下地，披着晚霞而归，身体上的劳累自不必说，然而收获的报酬却少得可怜。2000年春节前夕，同村一位大我几岁的姑娘，像是黑暗中的一点光亮，她告诉我可以带我出去打工。怀揣着母亲卖猪得来的三百元，我心中既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，又夹杂着离别的不舍与对未知的担忧，踏上了前往广州的火车。
那是我第一次出远门，火车上拥挤不堪的人群，形形色色的各地方言，还有那满是水泥建筑的城市，一切都让我感到无比新奇，同时又有着深深的恐惧。尤其是到达广州车站的时候，我被眼前的景象震撼了。到处都是熙熙攘攘的人群，仿佛一片嘈杂的海洋。与此同时，防骗、防抢、防盗的警示牌随处可见，街边协警手持长木棍来回走动，这一切都透露着城市的复杂与危险。那一刻，我的脑海中突然浮现出《双城记》中的话：“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，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；这是一个智慧的年代，这是一个愚蠢的年代。”
来到工厂后，第一件事便是办理暂住证。在那个陌生的环境里，没有暂住证就如同没有依靠的浮萍，随时可能遭遇未知的危险，说不定哪天出门就再也回不来了。一切安排妥当后，我惊讶地发现身上只剩下四十多块钱了。
我的工作是牛仔裤的水磨工。这是一份极其耗费体力的工作，一天工作下来，手臂仿佛不是自己的，沉重得都抬不起来。吃饭的时候，整个人都已经疲惫不堪，只能埋头把嘴凑近碗边，用筷子无精打采地往嘴里划拉饭菜。就算是这样辛苦的工作，工资也少得可怜。学徒工时每月只有三百元，试用工也仅仅五百元，要等几个月后做了计件工才能多挣点。而且即使计件，如果不加班的话，收入依然微薄。厂里有食堂和集体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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